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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,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。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,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,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,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,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,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,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。”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的内涵及其价值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。
“通过智慧化平台,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船舶动态,提前安排过闸计划,避免了船舶空驶和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。”富春江船闸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“近年来,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观摩、了解中国全国两会。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会中,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委员们齐聚一堂,集思广益、共商国是。中国全国两会为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助力。”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。
罗森:哦……如果你是杰西卡,如果你在西方长大,你可能不会觉得三星堆的独特性有多么神秘。举个例子,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化差异显著,斯堪的纳维亚孕育了辉煌的维京文化,与法国的文化也截然不同。在欧洲,地理上的分割主要由海洋塑造,而在中国,山脉则扮演了类似的角色。你们的文化是被山脉塑造的,而我们的文化是被海洋塑造的。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它地理环境优越,资源丰富,但四周被群山环绕,因此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。
除侵权品种和方式多种多样外,侵权主体也呈现不断延伸态势。业内人士指出,侵权主体从专业制种公司及种子经营门店,扩展到农业合作社、种粮大户等,甚至存在重复侵权现象。一家种业龙头企业法务部经理表示,公司选育的优势品种被不同主体侵权,侵权环节多样化,不仅有市场环节的侵权,还包括从制种源头到售种终端多环节侵权。
二是创新司法举措,不断提升司法保护实效。在“冈优188”水稻、“先玉508”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,在缺少有关侵权种子数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,选择对品种权人有利的计算方式,参考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种子备案数量确定损害赔偿,为解决赔偿数额计算难题提供了新思路。在“赛雷特”苹果品种侵权案中,将销售收获材料的行为视为生产、繁殖行为的自然延伸,并以销售收获材料的利润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,强化对品种权人的充分保护和全面赔偿;同时,在停止侵权方式上采用切除接穗并嫁接非侵权品种的处理方式,兼顾品种权人的利益保护和侵权人的合理主张,体现裁判执行的灵活性与合理性。在“红运来”凤梨、“京糯6”玉米等品种侵权案中,对于缺乏亲子关系鉴定标准或者缺乏分子标记检测标准的特定品种,通过举证责任转移、检测方法科学性审查等查明技术事实,切实解决因缺乏鉴定标准导致的技术事实认定难题。